第一是改革税制，通过多轮投票通过了将全国性企业的税收交由中央，而将地方性企业的税收留给地方的法案，通过这个法案。铁路公司、制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成了国税。
潘训给国会议员的理由是，各地为了税收争斗不休，各自出台了许多争锋相对的政策，比如各地纷纷提高食盐这种必需品在各地的消费税。还呈现出互相抵制的态势，产盐的四川倾向于少税收，可临近的湖南、湖北则倾向于多收盐税。
产煤的北方对南方对北方煤炭收重税很不满；南方则对北方省份对茶叶销售的税收税率颇有微词。同样生产钢铁的山东和东北、上海和广东，都对对方的钢铁产品进入本地十分不友好，出台了许多小动作来限制。广东为了将自己的荔枝卖到北方，就对南洋来的同类产品进行限制。向广东的专门运输南洋荔枝的运输公司收取特别税收。
等等不一而足，各地的官司没少打，在国会中争斗不休。
潘训就利用了这种矛盾，才通过了跨省性的企业都归中央直管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企业的税收基本上都归了国库，因此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
当然地方议员不是傻子，很明显山东这种大型企业最多，受损是最大的，因此是坚决的反对派，联合了上海、广东和东北的势力抵制。
但潘训则游说了西部和内陆的大批省份对抗。
跟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越是富裕的地区越倾向于du立，越是贫穷的地区，反而越是支持中央。
原因很简单，中央财政对贫穷地区的补贴最大，比如贵州的基础教育经费80%基本上都是中央补贴的，而山东、山海的基础教育经费，则全部自己承担。
第二是提高关税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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