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都对米青政府寄予了厚望，正是这种厚望，才促使米青高票当选。而且投票率创造了一个纪律，参与投票的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而且高大1.8亿人。显然3千万渴望提高工资的工人，和他们多达1亿以上的家属和亲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米青上台第二天，退出的第一项政策，果然就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她向议会提交了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的法案。
但米青显然太过于理想主义了，他没有顾虑各省的不同情况，而是一刀切，要求所有的省份都必须做到最低日薪一两的底线，他也没法做出区别，竞选的时候。如果说要给山东制定日薪一两的标准，给河南日薪半两的话，恐怕河南百姓不但不会领情，还会谩骂她呢。
法案通过了。
国会议员不敢否决这项议案。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敢否决了这个议案，明天就会被骂的狗血喷头，这些国会议员可都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各地名流，哪怕是其中的资本家阶层。也不敢为了维持利润而挨全国人民的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执政者的一种约束。
提高工资，众望所归，善良的想法，未必能取得善良的结果。
中华共和国政府的效率可能比不上后世的那个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华共和国对待法律的态度，却极为认真，王宠惠等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律人士，制定出了完善的司法体系，一旦法案通过。那必然是有执行机构的，绝不会让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只观律条在，无人去执行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法案通过之后，立刻就有之法部门开始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监察部门开始介入，当然还有强大的工会势力在紧紧盯着资本家，一旦他们违反法律，立刻就会被告到法院去。
在违法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人去违法了，司法成本反而会降低。
但违法成本高了，资本家不敢违法，却敢缩减员工数量。
先是很多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临时工。突然发现年后他们没以前那么容易找到灵活干了，以前他们只要等在城市中约定俗成的某座桥下、或者某个庙前，就会有人来招短工，几乎每天多少都能找点活干，可是这次他们发现，招活干的难度大多了。一开始一天半才能找到一个活干，接着是两天，然后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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