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主公兴办了十三家造纸坊,普及造纸术,怕什么……”戏志才这样说着,三人都笑起来。
“主公不忘文事,以颍川郡曾被流寇攻破、书卷散佚为由向各家求阅私人藏书,此举实是效仿光武旧事……”
这个举动是有时代特征。
东汉地方学风远胜前代,别说还真的不少有名的藏书馆,原荟萃之地更是聚集了天下书藏,当这时造纸术并不普及,大多数书卷还是竹策卷筒形式,都是各家门阀才建的起。
书的丰富程度和教育息息相关,官学、汉代私学也遍布原各地,尤其颍川最盛时,许多名士大儒都设馆授徒,主要以法律、经学为主,间或传授政治经验,这是延续汉武帝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
像是“颍川四长”之首的陈宴以宽厚长者而闻名,以尊重态度劝谕感化“梁上君子”的典故便是出于他,可惜主公来颍川晚了两年,没机会见到,在四年前陈宴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见整个阶层的学风。
两年间,豫州各地纷纷将书卷转录在轻便的白纸上,这纸是官府免费提供,条件只有一样——顺手多抄一份副本,转献许昌兴建的大图书馆。
至开春破曹夺回豫东后,这献书活动达到高峰,许昌藏书破十万卷,据说达到了洛yAn的三分之一。
这时天下大乱,能不破坏书籍都是少见,地上人更不在乎下土的文化保存,坚持扩大书藏的只有刘备一家。
原本观望的门阀也是心动,认为刘备文武并重,英气和雄气兼有,堪称当世英雄,有三兴汉室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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