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游历广泛的人，并不是酸腐迂阔的文人，髡贼的施政和大明的施政，不看药方看疗效，显然是髡贼要高明的多。
在他们看来，拆偏铺，通渠道，取缔关帝庙人马并不算“能”。一来是借着大军压境的“军威”；二来髡贼是“海外蛮夷”，毋须顾忌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过是一个“杀伐果断”而已。
真正体现澳洲人之能的，公论是应对瘟疫－－澳洲人的应对几乎无懈可击，且不说他们用较小的代价很快就阻止了瘟疫曼延，就在整个瘟疫期间下达的各项政令都能如臂使指，雷厉风行的执行到位。“令行禁止”这四个字便远胜大明。
“髡贼治吏有术。”南园十二子之一的区怀瑞道，“闻听髡贼以军法治胥吏，胥吏饷以厚酬，然驾驭极严，稍有差池，便是人头落地，还要祸及眷属。”
“这倒是妙法。”有人评道，“本朝若能如此，亦可破这胥蠹之害！”
在座的虽然都是广州的“上层”人士，但是对待胥吏，面子上亦不能不敷衍。逢年过节，胥吏上门“打抽丰”，少不得也得破费几个。虽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到底也令人不快。
“此言差矣，次法不过是法家之术，有何新鲜？暴秦虽强，不过二世皆亡。我观这澳洲人的所为，倒与暴秦一般无二……”
这番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澳洲人入城之后的种种举措：钉门派，设保甲，整顿户籍，编练警察日夜巡逻……稍读史书的人都知道，这是“法家之治”。
“依我看来，这髡贼的治国之术亦非法家，”一直没有开口的黎遂球道，“髡贼之治，一言蔽之：扬小民之权，护中产之财，抑豪强之势。”
这一句发聋振聩，瞬时便让原本对澳洲人的施政还有些“雾里看花”感觉的士人们瞬间清醒过来，联想起澳洲人入城之后的所作所为和过往听到的有关他们的种种消息，无不是按照这三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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